2021.12封面报道 || 对话贺乐凡：现代中国教育管理的重启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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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揭示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基因和密码，必将有力指引我们更好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望中国教育管理发展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教育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历史，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价值。为此，我们寻找改革开放后教育管理研究重启时刻的重要参与者，希望从与这些前辈的对话中，从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畅想中，探寻新时期中国基础教育管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基因和密码”。
贺乐凡教授，北京教育学院原副院长，195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除特殊时期外，一直坚持从事教育管理与教育培训工作，他参与编写了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学校管理学教材，参与了第一个校长培训专业的创办，参与了全国第一个“校长研究班”的开办，参与了中国第一本给中小学校长看的专业期刊《中小学管理》的筹办，连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长，为中国教育管理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此我们在这岁尾深冬之际，冒着随时可能遭遇疫情的风险，来到位于京北一个幽静小区里的贺宅，与贺院长进行了一段触摸历史与人性的深度对话。
记者：您在接受我们采访邀约时，特意强调不要多宣传您本人，要多关注中国教育管理研究与实践本身。您是如何看待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进程的？
贺乐凡：我国现代教育管理的研究，大约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其路程是曲折的。清朝末年，各地兴办现代学堂，教育行政官员、师范学堂的师生开始学习和研究“教授法”和“管理法”，并编译了教育学、学校管理法、教育行政法、学校卫生学、师范讲义、学务报、教育丛书等一批著作和刊物，标志着我国近现代教育管理研究的兴起。它与西方国家教育管理研究的兴起，在时间上大体是同步的。
20世纪20年代以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派出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其中一部分人深入农村，搞乡村教育实验和改革；另一部分人到大学任教，搞理论研究，这两部分人的结合，曾使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相当繁荣。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先后出版过教育管理方面的著作200多部，各大学的教育系和中等师范学校普遍开设教育管理类课程，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实验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从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我国教育管理实践有了很大发展，获得了十分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这本来可使我国教育管理理论有更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盲目学习外国，大学全部停开教育管理类课程；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对包括教育管理在内的许多学科进行错误批判；同时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形势，教育界对国外的教育动态了解甚少，使我国教育管理的研究跌入低谷。至“文革”期间，不要说教育管理研究，就连教育管理的实践（学校自身）也被破坏殆尽。
记者：您在“文革”结束后为中国教育管理学科的重建和校长培训专业的创建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贺乐凡：1977年，学校在拨乱反正中开始恢复正常的秩序，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才重新起步。起步的标志我认为主要有三件具体事情。第一是教材的编写，1980年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编成第一部供校长培训使用的《学校管理》教材。第二是学校管理学科的创办，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教育管理专科和本科专业。第三是专业期刊的创办，1984年，第一本为中小学管理服务的杂志《中小学管理》以内刊形式出版，1987年公开发行。
记者：您能和我们讲讲当时的具体背景和关键事件吗？
贺乐凡：很多细节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教育管理学科的重建、中小学校长的专业化发展，与北京市领导层面的重视与推动密切相关。1977年，随着教育秩序的恢复，学校复课，一批老校长复职，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被提拔为校长。当时，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办学，用什么样的方法管理学校，是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后来担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院长的萧沅同志带我去找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科教部部长的刘祖春，刘祖春同志说准备成立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并要以学院名义着手推进三件事情。这三件事刘祖春和萧沅决策好后，要我去执行。当时我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教员，之所以找我执行这三件事是因为组织已经决定，将要任命我为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
第一是要编一本书，给校长们提供理论依据。因为“文革”以后提拔上来的校长或者是过去的老校长都没有学过教育管理，所以要编一本学校管理学的教材，提升校长们学校管理的思想和理论水平。
第二是要建一个专业，就是校长的专业，叫学校管理专业。我们要承认校长是专业人员，校长自身也需要学习学校管理，而培训校长需要有一个专业来依托，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这个专业。在这个精神指导下，1978年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开办第一期学校管理专业专科班，1983年北京教育行政学院首开教育管理专科专业，此后全国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相继恢复教育管理类课程；1983年全国性的教育管理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成立，挂靠原北京教育行政学院；1986年教育部批准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在全国首开教育管理本科专业。北京教育行政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教育管理专科和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
第三是要办一本杂志，作为校长的喉舌，为他们说话。当时这件事的两位决策人—刘祖春和萧沅考虑到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专业出身（那时还没有学校管理专业，学校专业是专门研究学校教育的专业），希望由我具体执行这个决议，所以也就有了后续我参与的一系列与教育管理学科重建相关的工作。
◎新中国第一部学校管理教材的诞生
记者：这本“新中国第一”的教育管理教材的编撰过程顺利吗？
贺乐凡：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将编写教材的任务交由学校管理教研室负责，参与编写工作的先后有冯惠益、俞汝霖、贺乐凡、王者卿、梅汝莉、赵幼侠、李玉琳等同志，全书是在刘问岫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编写的组织工作由冯老师主持，我在业务上多出了点力。
编写过程并不特别顺利。由于历史的原因，参与具体编写工作的好几位教师都是刚从农村上来，本身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管理理论，我也是当了四年农民，刚从农村下放回来。再加上当时国家还未完全对外开放，很难找到国外相关学科的参考书目，唯一的依靠是我们有一批好校长。于是在1977年，我们召集了北京市最有经验的36位校长，组建了一个研究班，结业时要求每位校长都交一篇自己的总结，总结建国后前17年教育管理的经验，采用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结合的方法，对已有的教育管理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的研讨和总结。我是该校长研究班的辅导员即班主任，现在想来整个教材编写的过程其实是十分艰苦的，主要面临三大问题。
首先是解放思想的问题。校长们经过“文革”，大多不愿谈自己的真实想法。如在总结教学管理的经验时，我们很想让大家谈谈关于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的问题，但校长们都有意回避。学院领导为消除大家的顾虑，反复宣传“三不”政策，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即便如此，大家仍十分谨慎，不敢多说。记得有一次召开扩大研讨会，有一百多人参加，主题是学校管理要不要实行以教学为主的原则，会上居然没人敢发言，冷场达十多分钟。突然原北京宣武区十五中的一位老校长站起来高声说：“今天我豁出去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学校必须实行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接着他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论证了实行教学为主原则的重要性，他的发言得到在场校长们的肯定和表扬。自此后讨论十分热烈，认识逐步深入，最后由我将讨论成果整理成《学校拨乱反正必须恢复以教学为主的原则》的简报，在正召开的北京教育工作会上散发，推动了北京中小学的拨乱反正工作，也为教材的编写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次是深入实际访问调查的问题。为了获得第一线的经验，我们几个参加编写的老师走访了北京城区和市郊的大批中小学，和中小学老师一起总结经验，请他们对教材初稿提出修改意见，我本人还到北京市第七中学“蹲点”大半年，亲身体验教育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的艰辛。当时学院条件差，采访多是骑自行车或挤公交车前往，甚至是到延庆、密云、平谷等区采访调研，有的同志的交通工具也是自行车。城区餐费自理，郊区的餐补每天也仅有一元二角。除编教材外，我们还有讲课任务，工作虽然辛苦，但大家相处十分愉快和谐，自找苦吃，还津津乐道。
最后是文风问题。经过“文革”的冲击，校长们写作时的文风受到极大破坏。编写教材初期，无论是校长总结的经验，还是我们写的初稿，文字都受到一定影响。例如写一个观点，在开始时要引经据典，加上不少套话。后来我们下决心自我调整，提出凡是自己同意的观点，都用自己的话写出来，要确立“理论是决策的依据，不是决策的注释”的基本写作原则，不写大话空话套话，文字求真求实。编写教材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文风自我改造的过程。
经过近3年的努力，《学校管理》一书于1980年正式编辑完成，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12万册。当时全国都将该书作为校长培训的指定教材。这本书后来先后5次重印，各省市也反复加印，累计总印数在150万册以上，应该是印数最多的学校管理学教程。这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学校管理学教材，它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后来这本教材曾代表中国的学校管理在联合国展出。
◎为中小学校长服务的《中小学管理》创刊
记者：《中小学管理》的创刊也被您归为教育管理研究重启的重要标志，那这本杂志的创办最初是由谁提出的倡议？杂志创办的初衷是什么？
贺乐凡：创办一本刊物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创刊之初曾有过两种意见，第一是办独立杂志，第二是办成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的院刊，这种争论持续了两年，最后决定办成独立杂志。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校长，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理论、实验、做法都吸收和展示出来，所以我们要扩大稿源，要面向中小学管理实践，服务中小学校长的专业成长，希望有一个阵地可以让他们发表自己在学校管理领域的最新思考和见解。
在《中小学管理》创刊的过程中，我只是起到了推动决策执行的作用。《中小学管理》第一代的社长、主编，还有当时的大部分编辑、发行广告人员，基本上都是萧沅带着我到北京市各区县找来的。杂志社内部细节工作多由第一代社长、主编张瑞玲老师费心完成。推动《中小学管理》真正成为一本公开发行的刊物，这个过程中努力过的人很多，我只是其中之一。现在想来，我起到的作用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建立班子，二是定位刊物的性质，三是在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张瑞玲老师说我“无为而治”，我的想法是因为她很有能力，所以我就放手让她干，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有了困难我帮助解决，这样就足够了。
实际上，《中小学管理》从1984年开始就以内刊的形式在运转了。1986年，陶西平同志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当局长，他对这本杂志很关注，发刊词就是他写的，并且后来一直关注杂志的发展，并给予各样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87年杂志正式对外公开发行。应该说，这本刊物的创办和公开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她的发展与壮大凝聚了几代教育管理人的心血和付出。
记者：我们知道，北京教育行政学院成立的目的就是完成中小学校长的学历和继续教育工作，那么，在完成教育管理学科建设后，校长培训工作是如何启动的呢？
贺乐凡：我国百万名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的培训规划、课程设计、教学计划、主要教材编写、实施试点，是从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开始推广到全国的。北京提前3年在全国首先实现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也是通过原北京教育行政学院主导的培训工作实现的。
北京教育行政学院自1979年成立至1988年9月，共举办了19期校长培训班，接受培训的中小学党政干部和区县教育行政干部共计2550人，全市应接受培训的教育干部基本轮训完毕。这轮全员培训在全国影响很大。1987年11月，教育部领导到北京教育行政学院考察干训工作时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各条战线都在搞持证上岗，校长能否实行持证上岗？”当时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认真讨论后才能向领导做答复。此后几天我和王蓓、梅汝莉、张来、杨文荣、胡俊娟、钟雄英等老师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都支持这项工作。由此，在教育部的“钦点”下，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开始推进中小学校长持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上岗的试点工作。
1988年1月，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组成以林慈院长和我为领导的试点工作小组，开始草拟试点方案。1988年9月至1989年1月，学院举办了第一期中学校长岗位职务培训试点班，100多名校长参加了培训。培训形式为脱产培训，课程考核采用开卷、闭卷相结合的方式。凡考核成绩合格者，颁发《中学校长岗位职务培训合格证书》。
1989年1月，国家教委人事司和基础教育司、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委教育工作部、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的专家和领导到学院评估“中学校长岗位职务培训试点班”的工作。检查结果证明，试点班的方向及思路是正确的，领导对试点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建议向全国推广。
1989年3月至1989年7月、1989年9月至1990年1月，学院继续进行第二轮、第三轮岗位职务培训班的试点。根据国家教委的部署，从1988年开始，学院承担中小学校长岗位职务培训的课程设计和试点任务，随后在全国推广实施。至1993年底，北京市的中小学校长岗位职务培训任务基本完成，在全国首先实现中小学校长全员持证上岗的目标。
记者：您对当前的学校管理及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此外，能否简单谈谈您对未来教育的思考，以给今天的校长、教师和学生提一些面向未来的建议？
贺乐凡：不论是教育管理学科还是整个基础教育的未来发展，我觉得融合是当前的一个核心词。我到美国考察过半年，也去过西欧、北欧、南欧、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各国的教育都有它的长处，同时也都有短处。我们中国的教育应该做到既能发扬自身长处，又能把别人的长处学到手。
在学科建设方面，我觉得当前北京教育学院应该在教育管理学科上有所作为，因为教育管理学科重新振兴的发源地就是北京教育学院，希望现在教育管理学科的教师们能够加强对校长的系统研究，加强对学校管理实践的研究。
多年来我也总结了学校管理的几个基本结论，我认为，办好学校、做好学校管理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三对关系。第一是平衡学与教的关系。在学校里，学生以学为主，老师以教为主，学与教始终是学校的基本矛盾，所以教学工作应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什么时候教学秩序出问题了，教育改革就注定会失败。第二是平衡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过分强调知识和过分强调能力都是偏颇的，我们既要重视基础知识，又要培养基本能力，该讲的就要讲，该做的就得做。第三是平衡闻道与解惑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思考思政教育和知识教育更好的结合方式，在知识教学中渗透思政内容，将闻道与解惑进行有机结合。
记者：您后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和您已往的经历是不是有很大关系？您觉得自我教育对学生当下以及未来有怎样的意义？
贺乐凡：“自我教育”是我与周韫玉老师共同的研究成果。周老师和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她毕业后先是留校任教，后来在北京景山中学工作，做过教学副校长，长期扎根中小学一线开展实践研究。通过多年观察和深入思考，我们觉得教育要真正发挥最大效益，其根本在于让人自己教育自己。从自身的经历来讲，我就是靠着自我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自我教育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自己对自己进行教育，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是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是现代人的重要特征。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成就，这和他们的自我意识是否觉醒有很大关系。很多人一辈子虽然也完成了知识的积累，但是他的意识没有觉醒，潜能没有发挥，没有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温总理对此曾评价：“自我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发挥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的重要途径。所谓‘教是为了不教’就是要培养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教育’的理念在教育改革上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我希望当下的教师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引导他们发现自身潜能。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自我意识，自己有主见才行。对于现在的学生，我也有几句话与他们共勉：第一，要找到人生的志趣，使其成为自己的专业，并且持续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第二，在任何时候不要改变自己的正确主见，只要你觉得正确的，你就往前走，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要跟着事业走、跟着理想走、跟着规律走。跟着潮流走很容易，但也更容易在追随中忘却本心，忘记出发的目的。
文章来源：
《中小学管理》2021年第12期 · 封面
文章编辑：柴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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